2024年第5期新闻稿：巴勒斯坦人唯一没被剥夺的权利是梦想的权利
《加沙》马拉克·马塔尔（巴勒斯坦）作于2024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月26日，国际法院（ICJ）的法官们裁定，“有理由认为”（ plausible）以色列正在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国际法院要求以色列“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一切”违反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年）的“行为”。虽然国际法院没有明确要求停火（如同2022年命令俄罗斯“暂停[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那样），但即使随便读一读这项命令也会发现，为了遵守法院裁决，以色列必须结束对加沙的攻击。作为其“临时措施”的一部分，国际法院要求以色列在一个月内做出回应，报告其如何执行该命令。
尽管以色列已经否认了国际法院的判决，但国际社会对特拉维夫的压力却在不断增加。阿尔及利亚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执行国际法院的命令，而印度尼西亚和斯洛文尼亚则根据联合国大会2022年12月通过的一项决议，在国际法院启动了将于2月19日开始的单独程序，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控制和政策寻求咨询意见。此外，智利和墨西哥呼吁国际刑事法院（ICC）调查在加沙犯下的罪行。
以色列对国际法院命令的回应是典型的不屑一顾。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本-格维尔称国际法院为“反犹太法庭”，并声称国际法院“寻求的不是正义，而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奇怪的是，本-格维尔指责国际法院“在纳粹大屠杀期间保持沉默”。纳粹德国政权及其盟国对欧洲犹太人、罗姆人、同性恋者和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发生于1941年底至 1945年5月。1945年5月，苏联红军解放了拉文斯布吕克、萨克森豪森和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的被关押者。国际法院成立于1945年6月，即大屠杀结束后一个月，并于1946年4月开始其工作。以色列企图用国际法院“在纳粹大屠杀期间保持沉默”来否定国际法院的合法性，而事实上国际法院当时尚不存在，然后又利用这一错误说法称国际法院为“反犹太法庭”，这表明以色列并没有对国际法院命令的是非曲直作出答复。
《加沙（细部）》马拉克·马塔尔（巴勒斯坦）作于2024年
与此同时，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轰炸仍在继续。我的朋友、南非约翰内斯堡非洲-中东中心主任纳伊姆·吉纳一直在审核加沙各政府部门提供的数据以及媒体报道，以便发布每日局势信息卡。1月 26日是国际法院发布命令的日子，也是实施种族灭绝的第112天。信息卡详细记录了自10月7日以来已有超过26000 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其中至少有11000 名儿童；8000人失踪；近 69000人受伤； 230万加沙居民几乎都在流离失所。这些数字令人手足无措。在此期间，以色列破坏了394所中小学和高校，摧毁了其中的99所以及30家医院，至少杀害了337名医务人员。正是这一现实使国际法院审理了种族灭绝案件和法院临时措施，印度籍法官达尔维尔·班达里进一步明确表示，“所有战斗和敌对行动[必须]立即停止。”
死者中有许多巴勒斯坦画家、诗人、作家和雕塑家。自1948年“纳克巴”（大灾难）以来的76年里，巴勒斯坦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创作持续繁荣。在杰宁或加沙市的任何一条街道上随便走走，都能看到随处可见的工作室和画廊，这里是巴勒斯坦人坚持梦想权利的地方。1974年末，南非激进分子兼艺术家巴里·文森特·费恩伯格在亚非杂志《莲花》上发表文章，文章以费恩伯格和一位“年轻的巴勒斯坦诗人”在伦敦的一次交流开篇。费恩伯格很好奇为什么《莲花》上“巴勒斯坦诗人的诗作数量异常之多”。这位年轻诗人被费恩伯格的这一观察逗乐了，他回答说：“我国人民从未被剥夺的唯一权利就是梦想的权利”。
《加沙（细部）》马拉克·马塔尔（巴勒斯坦）作于2024年
马拉克·马塔尔出生于1999年12月，是一位拒绝停止梦想的年轻巴勒斯坦艺术家。以色列在加沙开展“护刃行动”（2014 年）时，马拉克14岁。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以色列杀害了两千多名巴勒斯坦平民。马拉克的母亲劝她画画，以此来弥合占领带来的创伤。马拉克的父母都是难民：父亲来自乔拉（现名亚实基伦），母亲来自加沙地带边缘的巴勒斯坦村庄巴塔尼沙吉。1948年11月25日，新成立的以色列政府通过了第 40号令，授权以军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塔尼沙吉等村庄驱逐出去。以色列指挥官写道：“你们的任务是把阿拉伯难民从这些村庄驱逐出去，并摧毁村庄阻止他们返回……烧毁村庄，拆毁石屋。”
马拉克的父母保存着这些记忆，尽管占领和战争仍在继续，但他们仍努力赋予孩子梦想和希望。马拉克拿起画笔，开始构想一个色彩鲜艳、充满巴勒斯坦意象的光亮世界，其中包括象征坚定不移的橄榄树。从十几岁起,马拉克就开始画女孩和妇女，画中经常有婴儿和鸽子，不过，正如她对作家因德利布·法拉齐·萨伯说的那样，画中女性的头往往是偏向一边的。这是因为，她说：“如果你站得笔直、端正，就表示你很稳重，但如果头偏向一边，就会给人一种残缺、软弱的感觉。我们也是人，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残酷的时刻……忍耐力有时会下降。”
《两个加沙女孩的和平梦想》马拉克·马塔尔（巴勒斯坦）作于2020年
在这场暴力冲突中，马拉克和我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她的恐惧显而易见，她的坚强令人钦佩。今年1月，她写道：“我正在创作一幅巨画，描绘种族灭绝的方方面面。”在五米长的画布上，马拉克创作了一幅有点类似毕加索的著名作品《格尔尼卡》（1937年）的艺术作品。2022 年，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发表了一篇关于马拉克的人物介绍，称她为“巴勒斯坦的毕加索”。在这篇文章中，马拉克说：“毕加索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我的艺术生涯之初，我曾试图像毕加索那样作画。”马拉克的这幅新画体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心碎和坚毅。它是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控诉，也是对巴勒斯坦人梦想权利的肯定。如果你仔细欣赏这幅画，就会看到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医务工作者、记者和诗人；清真寺和教堂；未埋葬的尸体、赤裸的囚犯和小孩的尸体；被炸毁的汽车和逃亡的难民。天空中飞舞着一只风筝，这是雷法特•阿拉雷尔的诗作《如果我必须死》中的一个象征（“你必须活下去，去讲我的故事……这样，加沙某地有个孩子在仰望天空的时候……看到风筝，你给我做的风筝，在空中飞舞，想着那里有天使把爱带回”）。
《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一世》祖尔法·萨迪（巴勒斯坦）作于1931年
马拉克的作品植根于巴勒斯坦的绘画传统，其灵感可追溯到阿拉伯基督教圣像画（17世纪由阿勒颇的优素福·哈拉比发展起来的传统）。正如艺术评论家卡迈勒·布拉塔在《空间利用》一书中所写，“阿勒颇风格”发展为“耶路撒冷风格”，通过引入伊斯兰微型画和刺绣中的动植物来使圣像发亮。第一次看到马拉克的作品时，我就想到说她挽救了祖尔法·萨迪（1905—1988）的艺术生命是多么恰当。萨迪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曾为巴勒斯坦政治和文化英雄作画。萨迪在1948年纳克巴期间被迫逃离耶路撒冷后就停止了绘画；她仅存的画作是她骑马时随身携带的。萨迪的余生都在大马士革的一所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教巴勒斯坦儿童绘画。正是在这样一所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里，马拉克学会了画画。马拉克似乎拿起了萨迪的画笔，为她作画。
以色列将矛头对准近东救济工程处，成功怂恿几个全球北方大国的政府停止向该机构供资，这并不令人意外。该机构是根据联合国大会1949年第302号决议成立的，旨在“为巴勒斯坦难民实施直接救济和工程方案”。不管哪年，都有50万像马拉克这样的巴勒斯坦儿童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学习。巴勒斯坦经济政策研究所（MAS）所长拉贾·哈立迪在谈到此次暂停拨款时说：“鉴于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财务状况长期岌岌可危……而且考虑到它发挥着关键作用，为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和大约180万流离失所者提供重要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削减供资加剧了对已经面临种族灭绝风险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威胁。”
我鼓励大家让马拉克的绘画流传开来，让这些画作再现到世界各地的墙壁和公共场所。让它穿透无视巴勒斯坦人民正在遭受种族灭绝的那些人的灵魂。
热忱的，
Vij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