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9期新闻稿：卑微的人，比杀死他们的子弹更可贵

《北纬24°3′55″东经5°3′23″·之二》阿马尔·布拉斯（阿尔及利亚）作于 2012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月20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做了一份糟糕的工作：就阿尔及利亚关于加沙停火的决议投下否决票。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阿马尔·本贾马说，他提交的决议是安理会15个成员国通过对话形成的。然而，有人要求他推迟提交决议，但阿尔及利亚予以拒绝。他表示：“沉默不是可行选项。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并了解真相。”国际法院1月26日裁定“有理由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种族灭绝，随后阿尔及利亚誓言要通过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

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已杀害了近 3万名巴勒斯坦人，其中有1.3万多儿童。自今年1月26日国际法院下令停止种族灭绝以来，以色列已杀害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过去数月，150多万巴勒斯坦人（超过加沙地带人口的一半）从一个所谓的安全区逃往另一个随后遭以色列轰炸的安全区，他们目前被困在加沙最南端的拉法，这里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拉法在10月7日之前只有27.5万人，现在却遭到以色列的轰炸。

尽管现实如此严酷，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却说美国不能支持停火决议，因为该决议没有谴责哈马斯，而且据称会危及正在进行的释放人质谈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对此并不认同，他指出，否决决议“无异于为继续杀戮大开绿灯。”他说，“只有熄灭加沙战火，才能防止吞噬整个地区的地狱之火。”

《第21号营地》阿拉·阿尔巴巴（巴勒斯坦）作于2021年

事实上，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安理会发言的同时，美国政府还试图向以色列提供 140亿美元军援。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美国已向以色列提供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每年40亿美元的军援（以及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数百亿美元军援）。2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非但没有批评种族灭绝，反而重申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击败哈马斯，确保以色列及其人民的长期安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投下否决票并非凭空而来。

《异体的终极分散》松井冬子（日本）作于2007年

否决权已在安理会使用近300次。自1970 年以来，美国动用否决权的次数超过了其他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美国的很多否决票首先是为了维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该政权始于以色列建国之年），其次是为了维护以色列不受任何批评。例如，1988年至今，美国行使了33 次否决权，其中27次是为了维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行动。自去年10 月7日以来，美国在联合国否决了三项要求以色列停止种族灭绝轰炸的决议（10月 18日、12月8日和2月20日）。

尽管美国一再动用否决权，但“否决权”一词并未出现在《联合国宪章》（1945年）中。不过，《宪章》第27条第3款确实规定，安理会的表决“应以九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同意票”的概念被解释为“否决权”。几十年来，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一直坚持认为，安理会并不民主，否决权削弱了安理会的公信力。非洲和拉美国家都没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也不是常任理事国。“五常”不仅主宰了安理会，还削弱了联合国大会的重要性，而联大通过的决议却没有强制性。

《疫情与生命》安娜·索菲亚·特里斯坦（哥斯达黎加）作于2020年

2005年，联合国召开世界首脑会议，评估世界秩序面临的高层次威胁。哥斯达黎加时任第一副总统林尼斯·萨博里奥·查维里在会上表示，“在涉及种族灭绝、战争罪、反人类罪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问题上，应取消否决权。”这次峰会之后，哥斯达黎加与约旦、列支敦士登、新加坡和瑞士组成“五小国集团”（S5），倡导改革安理会。它们在联大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在发生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任何常任理事国都不应行使《宪章》第27条第3款意义上的否决权。”但这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五小国集团于2012年解散，随后有27个国家联合成立了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ACT）集团，主要就是为了改革“否决权”。2015年，该小组专门就联合国对严重违反人道法行为的打击行动分发了一份行为准则。截至 2022 年，已有123个国家签署了这一准则，但过去几年中动用否决权最多的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并未签署。随着美国对中俄加剧紧张局势，这两个国家在受到美国攻击威胁的当下不太可能同意取消否决权。

《联合国宪章》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条约，旨在结束战争，确保每个人的生命都得到珍视。然而，我们这个世界却因国际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支离破碎，这种划分之下，一些人的生命比其他人更高贵。这种划分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也违背了对社会平等的基本共有诉求。例如，人们对保护巴勒斯坦儿童的紧迫感远低于保护乌克兰儿童（正如NBC新闻驻伦敦记者凯利·科比埃拉所说，乌克兰人并不是来自哪个地方的难民：“说白了……他们是基督徒，是白人。”）。这种国际上对人的划分一代又一代潜移默化左右着公众的认知。

《血泪之路》本尼·安德鲁斯（美国）作于2005年

在《拥抱之书》（1992年）中，我们的朋友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写了一个简短的“断片”，讲述了困扰这个世界的严重分歧，犹如一根冰冷的铁桩直插人性良知的心脏。这个“断片”题为《卑微的人》（The Nobodies）：

跳蚤梦想买一只狗，卑微的人梦想脱离贫困，希望在某个神奇的日子，好运如雨突至，如倾盆大雨倾泻。但是好运雨昨天没有下，今天没有下，明天也不会下，永远都不会下。无论卑微的人如何呼唤，无论他们的左手如何发痒，还是某天他们用右脚起床，或是在步入新年时更换扫帚，好运也不会如毛毛细雨般落下。

卑微的人们是，卑微的人的后代，他们清贫如洗。卑微的人们是，一无是处的人，没有尊严的人，穷困潦倒，生不如死，倒霉至极，一再倒霉的人。

他们什么都不是，尽管他们是人。
他们不说语言，而是方言。
他们不信宗教，而是迷信。
他们不创造艺术，而是手工劳作。
他们没有文化，而是民俗。
他们不是人，而是劳动力。
他们没有面容，而是胳膊。
他们没有名字，而是编号。
他们不会被载入世界史，而是出现在地方志的奇闻轶事一栏。
卑微的人，比杀死他们的子弹更廉价。

热忱的，

Vijay